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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当“西南联大”已成为历史：谁在纪念 谁在遗忘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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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27日，一群白发苍苍的老者盛装来到清华大学参加一所自己曾经就读、如今早已不存在的大学的70岁生日纪念会。庆祝大会预定9点半开始，不到9点礼堂周围来了很多校友。许久未见的老友们握手，拥抱，相互问候。
他们中最年轻的校友已经年近80，一些年事已高的校友腿脚不方便，坐着轮椅来到现场。当全体起立，“中兴业，须人杰”的校歌在清华上空响起时，很多老者热泪盈眶。
温燕丹的父亲温可门也是这所学校的校友。1946年温可门自这所学校毕业后到美国留学，1951年回国参加祖国建设。平时，温可门就喜欢给以前的大学同学打电话，在家里说得最多的也是在大学读书的日子。但凡与学校有关的活动温可门都不会错过。以前身体好自己去，近两年身体不如从前，就由女儿陪着前往。
“这些年父亲心中只有一个信仰——西南联大。”温燕丹说。
对很多人来说，西南联大是一个传奇。一个在战争年代临时组建的大学，不到9年的办学时间，8000在校学生，成绩斐然：23位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获得者，6位是联大校友；2000年以来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，3位是联大毕业生；解放后的两院院士中，联大学生90人；而联大学生杨振宁、李政道则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位中国人。
这所临时组建的大学早已不复存在。抗战结束后，北大、清华和南开相继迁回原地，继续书写自己的辉煌。当年留在云南的联大师范学院今日已经成为云南师范大学。
这所已经没有了实体的学校仍然在被人们纪念。有媒体这样评价西南联大被纪念的原因：七十载风雨过尽，西南联大依然成为“一代之盛事，旷百世而难遇”之标高，并不仅仅因为她为民族存续菁华、奉献人才之功，亦不仅仅在于她关怀国事，时刻牵挂着本民族的命运，而更体现她是在一个民族最艰难的岁月，建立起了大学精神之卓绝。
西南联大最早引起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谢泳的注意是在1993年。他当时正在研究《观察》周刊。联大复员北上的时候，《观察》周刊发表了一篇通讯，对联大的成功有很好的总结。受这篇通讯的影响，谢泳决定研究西南联大。最早一篇论文《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和衰落》，发表在1996年出版的香港《二十一世纪》杂志上。
1998年，谢泳的《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》出版。这本发行不到两千册的小书，没有一般地叙述联大的历史，而是在联大的历史上，发现有价值、有意义的学术命题，特别是关于联大的自由传统。当时，出版社给了几百册书，谢泳感觉非常满意，到处送人，现在想找一本反而不容易了。
社会普遍关注西南联大，则是在1998年纪念北大百年校庆后。国家提出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，很多大学纷纷列出自己的时间表。联大突然热了起来，不少人惊叹：在那个艰苦的年代，我们也曾经有过一流的大学。关于西南联大的图书层出不穷，中央电视台、云南电视台等机构纷纷拍摄关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，让公众从图片和现存者的讲述中重新回味那段历史。
对联大的校友来说，西南联大的校训“刚毅坚卓”让他们怀念至今。
联大存在于一个艰苦的年代。抗战时期，南开大学被炸成残垣断壁，张伯苓校长严正宣告“被毁者为南开的物质，而摧毁不了的是南开的精神”。当年北大、清华和南开三校师生从长沙兵分三路西迁昆明，其中250名学生和11位教师组成的“湘黔滇旅行团”几乎是用双脚横跨三省，历时68天，行程3500公里，被誉为教育战线的一次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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